从风格派到国际先锋派的汇流： 提奥·范杜斯堡的艺术理论与实践（1916-1922）| 论文绪论
文｜谢明心 责编｜明心
Theo van DOESBURG｜范杜斯堡｜1883年8月30日-1931年3月7日
从风格派到国际先锋派的汇流：提奥·范杜斯堡的艺术理论与实践｜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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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荷兰先锋派艺术家提奥·范杜斯堡（1883-1931）是风格派[De Stijl Group]的创始人，其艺术生涯正式开始于1916年，一直到他1931年英年早逝为止。他不断进行以绘画为主的创作并写作理论著作、策划先锋艺术期刊和活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欧洲现代艺术界留下了他独特的烙印。
风格派团体以《风格》[De Stijl]期刊为联系纽带，于1917年随着《风格》创刊而宣告成立，次年11月发表了第一份宣言。提及风格派，美术通史和一般的概述介绍都会着重介绍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他无疑也是一位风格派巨擘，而且在他和范杜斯堡合作的最初几年，二人有着共同的艺术理念和目标——他们都信奉“新构型性艺术[nieuwe beeldende kunst]”[1]，或者说“新构型主义[Neo-Plasticism]”。这个术语最早由蒙德里安在1917年的文章《绘画中的新构型》[De Nieuwe Beelding in de schilderkunst ]里提出，范杜斯堡紧接着也撰文阐释其含义。可以说，新构型主义融汇在风格派理念中，他们以普遍性的视角看待世界，认为普遍性和集体性才是属于他们所处新时代的精神，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在绘画、雕塑、建筑、家具设计等方方面面的艺术创作中，这个团体希望发展出一种集体风格，仅以红黄蓝、黑白灰六种颜色和水平线垂直线成直角相交的形式创作。而范杜斯堡和蒙德里安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范杜斯堡的挚友兼风格派合作者安东尼·科克[Antony Kok]曾如此评价他和蒙德里安：“范杜斯堡和蒙德里安如同两根支柱，共同撑起通往新世界之门。”[2] 这个比喻相当恰切，因为这两位艺术家就是如此具有共性又相互独立。
然而，自从蒙德里安1919年回到巴黎发展后，他在风格派中就不再具有直接影响力了。在这个团体中，范杜斯堡自始至终都是主导者，他不仅是《风格》唯一的编辑，而且是风格派理念的旗手[animator]。另需说明的是，关于风格派能否被称之为一个团体的问题，也曾引起学界争议。因为他们并非一个内部高度一致的艺术小组，事实上，这个团体仅仅在创立后的一两年里呈现出“合”的状态，之后便开始发生或大或小的分歧与分裂。这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范杜斯堡暴烈执拗的性情，或者说他过于强硬的个体性，他因此而无法和其他风格派艺术家调和制衡。再者，范杜斯堡在提及蒙德里安、鲍尔特·凡·德·莱克[Bart van der Leck]、维尔莫什·胡萨尔[Vilmos Huszár]、J.J.P.奥德[J.J.P.Oud]和安东尼·科克等人时，称他们为风格派“合作者[medewerkers]”，而非“风格派成员”，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风格派完全成为范杜斯堡一个人的天下。
二十年代初，范杜斯堡走出荷兰国门，去往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一方面宣扬风格派艺术理念，另一方面也希望为这个团体吸收新鲜血液。尽管他的足迹遍布欧洲，但魏玛[Weimar]是他国际活动的重要据点。1921至1923年，他在魏玛与其他欧洲先锋派发生现实上的联系与理念上的碰撞和交融，尤其是包豪斯、达达和构成主义。他对包豪斯的抨击和挑衅，启示包豪斯在过度的浪漫主义倾向中悬崖勒马；他同时是一名构成主义者，并且拥护达达破坏一切、革新一切的精神。
本文主要梳理了范杜斯堡个人的艺术实践、观念性写作和相关艺术活动，正文的三个部分分别侧重介绍他的创作、理念和活动，在时间上不断发展，影响力也不断扩大，是不断推进的关系。第一章主要梳理了范杜斯堡早期绘画创作和理念成型的过程，阐明他走向新构型性艺术的驱动力；第二章介绍了他在创办风格派时的艺术思想以及风格派的理念，并结合风格派概况带出他在这个团体中的主导地位；第三章通过他和包豪斯、达达和构成主义的现实纠葛和理念关联，指向他对国际先锋派艺术界的影响，兼谈他自身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发展。
[1]范杜斯堡将“构型[beelden]”这个术语及其衍生词译为德语时，选用了“gestalten”词根，而英语学界则将“新构型性艺术”翻译为“Neo-plastic Art”，并冠以“Neo-plasticism”（新构型主义）之名。范杜斯堡对“构型”的定义是：人将自身对现实的体验转化为具有物质形态的对象，荷兰语词“beelden”和德语词“gestalten”之间含义可以互通，而英语词“plastic”则损耗了其中“赋予形式”的意涵。因此，本文没有依据英语学界的“Neo-plastic”“Neo -plasticism”译为“新造型性艺术”“新造型主义”，而是从“beelden”“gestalten”这两个词出发，将其译为“构型”。之所以没有选用“赋形”“造型”这两个中文词，是为避免和艺术史和造型艺术中的已有概念混淆。
[2] Theo van Doesburg，Principles of Neo-Plastic Art, trans, Janet Seligman, Percy Lund, Humphries and CO LTD, 1968, p. 73.
关于范杜斯堡的专著最早出现在1974年[3]，目前国外对他的研究比较丰富，他的作品、书信、文章和著作已有前人整理。《风格》杂志、风格派的四份宣言以及他参与编辑的其他先锋派期刊可在网站http://www.ubu.com/和https://monoskop.org/Monoskop以及https://www.dbnl.org/中找到，而他自1912年起发表的文章和部分著作则见诸荷兰维基百科https://nl.wikisource.org/wiki/Auteur:Theo_van_Doesburg，为笔者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一手资料。
范杜斯堡个人艺术思想在其著作《新构型性艺术的基本概念》[Grundbegriffe der neuen gestaltenden Kunst]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此书解释了范杜斯堡及风格派所提倡的“新构型性艺术”，即以最基本的元素构成绘画、建筑、雕塑等艺术作品的思想。关于他作为画家的艺术探索，见罗伯特·P.韦尔什[Robert P. Welsh]的文章《提奥·范杜斯堡与几何抽象》[Theo van Doesburg and Geometric Abstraction]。阿伦·多伊格[Allan Doig]的《提奥·范杜斯堡：绘画进入建筑，理论进入实践》[Theo van Doesburg: Painting into Architecture, Theory into Practice]介绍了他的整个艺术生涯，不过是从建筑史角度切入的，更加强调他及风格派的建筑面向。至于风格派的艺术实践与理念，保罗·奥弗利[Paul Overy]的专著《风格派》[De Stijl]对这个团体及其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影响有较为完整而全面的概述，此书在论述中常以风格派的某一类作品（如绘画、建筑等）带出理念，涉及到更多关于作品的介绍。而H.C.L.雅费[H.L.C.Jaffé]的《风格派1917-1931：荷兰对现代艺术的贡献》[De Stijl 1917-1931: The Dutch Contribution to Modern Art]则涉及到更多理念层面的介绍，包括风格派的思想来源及理念等，且引用并翻译了丰富的一手资料。雅费还著有关于范杜斯堡的荷兰语专著，而且1968年《新构型性艺术的基本概念》英译本再版时，丛书编辑H.M.温勒[H.M.Wingler]还邀请他作了一篇题为《提奥·范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的附录，扼要介绍其生平，可见他的研究在风格派相关领域中的分量。
由于范杜斯堡和包豪斯的现实和理念纠葛，一些关于包豪斯的研究中亦会提及到他。弗兰克·惠特福德[Frank Whitford]主编的《包豪斯：大师和学生们》[Bauhaus: Masters and Students by Themselves]的相关章节收录了风格派成员间的信件和包豪斯学员兼范杜斯堡学生对其的评论；他所著的《包豪斯》[Bauhaus]则论述了范杜斯堡对包豪斯的批评和他在魏玛的活动，以及这二者对包豪斯转向的启示作用。其他提及范杜斯堡与包豪斯的研究还包括匈牙利艺术史家埃娃·福尔加奇[Éva Forgács]的专著《包豪斯理念与政治》[The Bauhaus Ideas and Bauhaus Politics]和凯-乌韦·黑姆肯[Kai-Uwe Hemken]的论文《自然人与机械人的冲突：提奥·范杜斯堡与约翰内斯·伊顿的对抗》[Clash of the Natural and the Mechanical Human” : Theo van Doesburg Versus Johannes Itten]。关于范杜斯堡和构成主义的联系，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和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的《设计，为乌托邦而奋斗:罗德琴科、利西茨基和莫霍利-纳吉：1917-1946》[The Struggle for Utopia: Rodchenko, Lissitzky, Moholy-Nagy: 1917-1946]在论述中均有提及。总体而言，上述研究都并非专门针对范杜斯堡或风格派，而是在包豪斯、设计史和构成主义的语境中带出关于范杜斯堡的论述，但也是关于他与国际先锋派联系的珍贵研究资料。另外，《包豪斯》《包豪斯：大师和学生们》《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设计，为乌托邦而奋斗:罗德琴科、利西茨基和莫霍利-纳吉：1917-1946》均已有中译本。
另有几本展览图录，对范杜斯堡的生平作了介绍和梳理。其中两本为文集形式，分别是格拉迪丝·法夫雷[Gladys Fabre]主编的《构建新世界：范杜斯堡与国际先锋派》[Constructing a New World:Van Doesburg and the International Avant-Garde]和保罗·迪雅尔丹[Paul Dujardin]主编的《提奥·范杜斯堡：生活、艺术与技术的新表达》[Theo van Doesburg: A New Expression of Life, Art and Technology]。这两本图录都集合了数篇关于范杜斯堡国际活动与和风格派国际影响的文章，并附有详实的范杜斯堡年表。此外，有一本荷兰语和英语对照的展览图录《新建造：建筑中的新构型-风格派》[Het nieuwe bouwen: de Nieuwe Beelding in de architectuur - De Stijl]，收录了范杜斯堡写于1929年的回顾性文章《为新风格而战》[Der Kampf um den neuen Stil]。原文为德语，载于《新瑞士人评论》[Neue Schweizer Rundschau]，回顾了1916至1929年风格派的理念与活动。而埃尔斯·赫克[Els Hoek]主编的《提奥·范杜斯堡作品目录》[Oeuvre Catalogue-Theo van Doesburg]梳理了一份全面的目录，其中包含范杜斯堡习作、绘画、书信、作品、以及一二手文献，并附有书信的荷兰语原文。从这本书中著录的研究文献来看，国外对范杜斯堡的研究非常丰富，尤其以荷兰语和英语学界为主，也有一部分以法语、德语写成的研究。国内关于提奥·范杜斯堡的研究则仍比较匮乏，他的著作、关于他的研究专著均未有中文译本。本文中所引一二手文献，如非特别注明，都由笔者从英语译为中文，另将风格派第一份宣言的中译稿和范杜斯堡年表附于正文最后。
[3] 朱斯特·波尤[Joost Baljeu]的《提奥·范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1974年由Studio Vista出版于伦敦。
Cover of "Grundbegriffe der neuen gestaltenden Kunst"｜1925
目录｜
绪论｜
第一章｜走向新构型性艺术：从自然主义到几何抽象
在范杜斯堡去世后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时间里，他的形象都充满争议，而且难以定义。可以肯定，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就是《风格》杂志编辑和风格派旗手，但另一位风格派巨擘蒙德里安的名声又远远大于他，导致他甚至成为“风格派遗珠”一般的人物。雅费为《新构型性艺术的基本概念》1968年英译本所撰的附录中，就颇有要把范杜斯堡从蒙德里安光环之下重新打捞出来的意味：“除了蒙德里安以外，还有一个人梦想着宇宙的和谐，还有一个人的作品构筑着一个乌托邦，也构筑着更光明、更清晰的世界，这个人就是范杜斯堡。”[4]
雅费的论述显然希望纠正“范杜斯堡是风格派遗珠”的误区，为他正名。而与这种误区相反，范杜斯堡才是自始至终与风格派高度关联的主导者，他将自己的个体性过多地投入到风格派中，以至于无法与其他合作者协调制衡，最终使《风格》杂志和这个团体完全以他为中心。事实上，范杜斯堡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还是一位活跃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他毕生组建过数个艺术团体、创办了两本艺术杂志（《风格》和“Mécano”）。风格派和《风格》杂志固然是他艺术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也可以看作他推广艺术理念的活动之一。他的思想底色中始终带着普遍性的视角，而且他早在习画之初就确立了要以艺术表达精神、回应生活之触动的观点。正是这样的观念驱使他摈弃了自然主义的绘画，走向新构型性艺术，得以与蒙德里安合作。他们最终的目的都通向“人”——让人获得普遍性视角，成为“完整的人”。不过，虽然二人有着共同的愿景，但他们实现理想的方式却有所不同。蒙德里安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与写作警醒世人，寄望于在未来实现这一乌托邦式理想。范杜斯堡则务实得多，他要在自己的时代就马上实现，正如雅费所言：“他努力创造出由和谐与普遍均衡支配的世界，但如果这只能在未来实现，他并不会甘心，他渴望的是重组并革新自己时代的世界，赋予其和谐的精神。这位天赋异禀的画家之所以成为一名建筑师、之所以在风格派团体存在期间邀请建筑师加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5] 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不知疲倦地从事策划、编辑、出版等行动——他要将新的理念推广到他所能及的每一处。
在他走出荷兰国门，卷入其他国际先锋派活动的过程中，他的理念已经溢出了风格派的新构型性艺术，扩展到拥护属于新时代的一切、革新一切旧时代的残余[6]。在1928年的《风格》十周年纪念刊中，范杜斯堡声称风格派的理念已经更新，它就像一场“永不止息的运动[mouvement perpetuel]”，一旦建立起什么，就要马上用相反的东西取而代之[7]。这一理念并没有得到其他风格派合作者的认可，而且这个团体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已经分崩离析，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范杜斯堡难以调和的个体性。这和风格派构建集体性的理念确实南辕北辙，但范杜斯堡身上这种自反与矛盾之处数不胜数。或许我们可以借助达达的精神来理解这一点，正如他所言：“若要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就要勇于摧毁生命。我们毁灭了自己，才有可能建立全新的自我。”[8] 在周而复始的破坏和革新中，荷兰风格派、达达主义、构成主义这几股创新力量在他身上汇流，他成为了自己理想中具有普遍性视角的现代人，并将这种精神传播到所及之处。他将自己像一颗手榴弹[9]一般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先锋艺术圈中，让自身的革新力量从荷兰境内扩展到国际艺术先锋派的大环境。